面积相观照，或许有利于说明这一问题。有关资料表明，1898年，江苏和浙江两省人口总数为3429万人，面积接近21万平方公里，清季开放口岸的总数为10个。以此计算，当时两省每342万人口才拥有一个口岸， 每个口岸的辐射面积（假设已经将该两省全部覆盖）约为2.1万平方公里。而同期吉、奉两省的总人口为542万人，面积约52万平方公里。 若以通商口岸数20来分别除人口和面积，则平均每个口岸只与27万人口发生直接供求关系，这一数据仅为苏、浙两省口岸同类数据的7.8％， 尽管其可能的辐射面积略大于苏、浙两省，达到了2.6 万平方公里（注：有关人口数据，参阅姜涛著：《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88—435页所附“ 1749 —1898年分省人口统计”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吉林缺1898年统计数据，故代之以1897年的数据。）。事实上，吉、奉两省在经济上对如此众多口岸的需求是在20多年以后的事。清季吉、奉两省的开放，与其说是经济的内在规律使然，勿宁说是日、俄激烈争夺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宣布开埠之后，才会出现一部分口岸在发展路途上步履维艰，甚至形同虚设的状况。
与东北地区广开商埠形成鲜明对照，一些省区在清政府宣布实施开埠政策多年以后，仍然是深藏固锁，没有开放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这些省区有山西、陕西、河南、贵州、青海、甘肃等；另外，像四川这样的具有数千万人口的大省，清季也始终只有重庆一个口岸对外开放。这就形成了外贸市场网系分布于周边和长江一线，而“内陆地区”几乎与外贸无缘的状况。费维恺教授认为，19世纪中国的商业制度，虽然有“高度的传统式进展”，但仍然不能划归“现代”市场经济的范畴（注：费维恺著、林载爵译：《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53 页， 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费氏在作出这一论证时有他认定的“现代”标准。但通商口岸的商业制度是“现代”的则似乎不应该有所争议。从实施自开商埠政策之后中国通商口岸的分布情况来看，尽管某种良性发展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但如果据此认为一个“现代”的商业贸易市场网络已经发育成熟，则显然缺乏依据。研究清季自开商埠史，这一层似不应当忽略。
第二是外贸网络上形成了某些“死结”。如前所述，商埠欲生存发展，须具备一定的“需求圈”作为前提，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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