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因该埠为天然不冻港，每年白河封冻之后，天津贸易，多移至此，又与京奉铁路相连，故该埠沟通直、奉地区贸易联系之作用十分明显。参阅陈重民编纂：《今世中国贸易通志》第一编“对外贸易之大势”，第98页，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而直鲁地区本身亦因济南、周村、潍县的开放，将通商口岸由沿海拓展到腹地，扩大了该地区外贸活动的场域。在黄海沿岸，海州的开埠则使直鲁地区与华东地区的贸易联系得到加强。在福建北部沿海，三都澳的开放也产生了类似的作用。《海关十年报告》提供的资料表明，三都澳口岸开放后，闽北地区的货物开始大量地通过轮船运往福州。福州海关的税款则逐渐向北转移，据估计，开埠之初，“三都澳征收的税款有99％是从福州税款中转移过来的”（注：《三都澳海关十年报告》，见《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154—156页，1985年。）。很明显，三都澳开放缩短了华东外贸市场网络与华南网络之间的距离，增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另外，在僻处边陲的云南，省城昆明的开放亦使该省既有的外贸市场场域由滇南及边境地区向经济发达的中部地区延伸了至少两百公里。
显而易见，我们在分析1898年以前中国已开通商口岸活动场域时所指陈的一些“空白”及各区域间存在的“隔阻”现象，在大量的自开商埠出现之后，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这种状况，是自开商埠的对外贸易能够在总体上维持一定的规模并在一些地区能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然而，一些结构性的缺陷也开始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口岸分布疏密失当，个别地区商埠的密度偏大。这突出表现在吉林和奉天两省。吉、奉两省原先过于闭塞，开辟通商口岸无疑可以促进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我总有些怀疑，在清季，像吉、奉这类经济并不发达，人口亦算不上稠密的省区，在外贸上有没有开放20个通商口岸的必要。以苏、浙两省的人口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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