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自开商埠政策实施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前所述，自开商埠政策实施的时间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14年，其间共“自开”商埠35个。这一口岸数，约当戊戌前“中国本部”（China proper）所开全部条约口岸的数目。加上戊戌以后所开条约口岸，截至辛亥，中国的各类通商口岸总数已多达97个（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张洪祥前揭书所附“近代中国约开通商口岸一览表”，见该书第321—324页）。这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市场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育。

这一结论的例证是，早先几个通商口岸活动场域范围之外的“真空地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补。其中最明显的是东北地区。1898年以前，该地区只有位于辽东半岛上的营口和大连两个通商口岸。1905年，东北自开通商口岸16处，加上1903年依据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所开放的奉天府、安东，依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开放的大东沟，以及1909年依据中日《图们江中朝界务条约》所开放的吉林4埠， 东北地区的全部通商口岸已多达25个。一个遍及吉、奉两省和黑龙江部分地区的外贸市场网系已经形成。在长江中游地区，原先只有汉口、宜昌和九江三处对外通商，随着自开商埠政策的实施，该地区又开辟了武昌、岳州、常德、湘潭四个自开商埠，长沙作为介于条约口岸和自开商埠之间的特殊类型口岸，亦于这一时期对外开放。这样，不仅湖南这一重要的省区结束了没有通商口岸的历史，而且长江中游地区既有的一条线（长江）上的几个点（商埠），亦因湘省四个口岸的开放而连成一片，长江中游的外贸市场网络由此而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在渤海湾地区，由于秦皇岛的开放，天津与营口、奉天府之间有了一个可以吞吐货物的埠头，这使直鲁经济区同东北经济区在陆上发生了联系（注：秦皇岛开埠之后，虽其贸易范围主要限于山海关、锦州附近及朝阳、赤峰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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