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说洋务派最本质的特征是投靠帝国主义，洋务派是一群卖国贼，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洋务运动是洋奴买办活动，这显然是片面的，需要重新研究和认识。如果说洋务派都是卖国贼，那么，象左宗棠这样的人就不能算作洋务派；如果说左宗棠是洋务派，那么，就不能说洋务派是一群卖国贼。二者必居其一。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叫洋务派？我们认为，洋务派是对顽固派而言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地主阶级当权派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态度上两个不同的*派别。顽固派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盲目排外，拒绝一切新鲜事物，洋务派则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洋务派本身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集团，由于*立场的区别，他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态度和方法也有所不同。有的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心，是早期地主阶级抗战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直接继承者。他们愤于“强邻日逼，外患环生”，主张学习西方以寻求“自强之道”和“有适民生”，学习的方法也不是“事事依赖洋人”，亦步亦趋，而是要求经过消化、改造，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左宗棠就是他们杰出的代表。有的人则一味崇洋媚外，把学习变成了卖身投靠。他们拜倒在洋人脚下，认为：“居今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因此，决不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只能“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曾文正公全集》，《复陈津案各情片》]就是说，对外国侵略者，只能投降，不能抵抗。对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洋枪、洋炮和各类舰只，并且迷恋于“雇买代造”，反对“设厂自造”，认为：“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即使访问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 因此，只能“以购备西洋精利军器为第一要著。”[《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1第14页]这些人是可耻的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就是他们中间的挂帅人物。由于这一时期中外反动势力已经开始勾结，买办阶级已经开始出现，因而他们在洋务派中占着上风，把持着清朝政府的外交大权，推行着一条卖国投降的外交路线。正如左宗棠所指出的：“慨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己真实情形,侥幸期胜；其继坏于自负深悉洋务之人,不顾大局长久下落，苟且图存，以致愈办愈坏，无所底止。”[《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66页]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洋务派统统说成是卖国贼。何况，李鸿章之流之所以是卖国贼，也绝不是由于他们搞了洋务运动，兴办了近代工业，而是由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所决定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