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备忘录》不会解决越南问题，对此，请求清政府“力破红河为界之谬论，明举恢复越南之义师”，以“杜法人狡谋”（７）。陈宝琛又指出，法国表面上“处处恫喝，种种要求”，实则“外强中干”，“专伺我之勇怯以为进退”（８）。当李（鸿章）福（禄诺）《天津简明条约》出笼后，陈宝琛发出警告：“越地全捐，藩篱自撤，滇边互市，戢ｊｉāｏ＠②②无穷，……朝廷勿因和局之成遽罢边备。”他论证“李福条约”的弊端有五：（１）法国利用“词意浑含”伎俩，使其所“保护”的范围，在“止于越南之北圻，抑兼及中国之南界”之中，竟可以随意作出解释；（２）中国按规定撤兵，但条约对侵略成性的法国“岂足为征”，法国的“侵扰与否”，是看中国“边防疏密何如”，“边防疏”，“何时何事”都可以“藉端构衅”；（３）越南“尽委于法”，这样中国“所争者，但缘名耳”，此后的越南，“无与于我”；（４）中国是“以毗连滇境之越界为边”，法国是“以毗连北圻之滇界为边”，“研竟以何者为界”，无所适从。（５）日后详定商约税则，法国说要“格外和衷”，但其“专欲无厌，其端已兆”（９）。陈宝琛的分析，重点仍是重申，清政府决不能让法国强占了越南，否则后患无穷，将自食苦果。
“知彼不如知己”（１０），李宝琛早在中法战争刚一打响就已提出这一忠告。陈宝琛对“李福条约”出现前后清政府与法国签约讲和的动机的剖析，就十分中肯。在清政府方面，“但顾输弊割地之有伤国体，苟能免此，虽授彼利权，留我隐患，有所不计”（１１）。言外之意，过去中国与列强交战，结局都有割地一项，中法战争时中国能够不割地，清政府似乎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是对清政府摇摆不定外交政策多么大的讽刺。而法国，“非利在速战，即利在暂和。我如主战不坚，则为其所算，我如见和即许，尤堕其术中”（１２）。果然，法国仅仅是把“李福条约”当作一种缓冲手段，时隔不久，就“违约犯边，调船北向”，袭谅山、台湾、马尾，“衅自彼开”。既然法国“迫我以不得不战之势”，那么中国“舍议战外”已“别无自全之策”了（１３）。
二、整军备战，出击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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