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掀起第一次割地狂潮，造成清政府的边疆危机，一时我国的台湾、新疆、云南、广西等周边省区先后受到威胁，作为清王朝藩属国的琉球、越南、缅甸等更首当其冲。时任翰林院右春坊右庶子，又是日讲起居注官的陈宝琛，面对内忧外患的频仍，积极在清廷内外评论时政，有的放矢地上书言事。他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弹劾权臣，指斥弊政。对外分析形势，倡言反对侵略；对内力言公正，呼求整饬纲纪。当时，他们几位言官自然而然地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没有组织的无形派别，时人称之为“清流派”，或曰“清流党”。陈宝琛是其中的健将，几乎“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一如既往地勇敢倡言，并上疏自请“不辞效用”，于是被任命为会办南洋事宜大臣，赶赴江宁协助南洋大臣曾国荃部署海防江防事宜。由于他在战争初期曾向朝廷力荐云南、广西布政使唐炯、徐延旭二人堪任军事。但唐、徐却在越南前线相继溃败。陈因“荐人失察”之过，受降五级调用处分，返闽休闲家居２０多年，直到溥仪登极后，才应召入京，重新起用。陈宝琛虽然没有到战争前线跟法国侵略者对阵，但他对中法战争却十分关心，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也充任了防法抗法的会办南洋事宜大臣，颇著辛劳。他与中法战争的关系不可谓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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