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兵源的众寡而论,表面看来,我国兵众,而法国兵精,但“我之兵招募不穷,……彼之兵接济有限”。如果令云南、广西、广东的军队分三路同时进发,使其兵力分散,顾此失彼,我们便能以众胜寡。所以,决不可屡失事机,造成“追悔观望因循之误。……恐一日纵敌,数世之忧,后之视今更不止今之视昔也”。[(17)]
三、从国力对比来看,法国的兵费数十倍于中国,它前曾筹饷900万法郎,现已用罄,虽有续筹2000万的说法,那是空话。法国之所以敢不惜孤注一掷,是基于中国未必能始终抵抗的设想,并把希望寄托于“操纵越南日后之利源也”。我们只要厚集兵力坚持抗法,“则其涸可待,难乎为继,穷而乞和,其权在我矣。”[(18)]
四、从人心向背来看,“自来人心之向背,视乎国势之强弱”[(19)]。援越抗法是顺应民心,合乎民意的正义事业,只要能团结中、越两国人民的力量,奋起御侮,以保卫家国,胜利定是属于我们的。
五、要伸张正义,杜绝其狡谋。法人的用心甚狡,或者强词夺理,说什么越南本不是中国的藩属;或者危词挟制,说什么中国军队不应该暗中支持黑旗军。其目的无非想扰乱我军的谋划,并窥探我方的动静。从越南的形势看,法军自感部署未周,兵饷又难以为继,“非利在速战,即利在暂和”,我们若主战不坚定,便会“为其所算”;若遇和即表同意,便将“堕其术中”。因此,我们务必“勿受甘言,勿图省事,力破红河为界之谬论,明举恢复越南之义师,足以杜狡谋而弭边患”[(20)]。
六、我军援越抗法,获得越南人民的支持。越南臣民正要反对不平等的《顺化条约》,其所以不敢立即行动,是担心兵力不足。中国若全力出击,声色并壮,必将重振越南人民的斗志,届时“内应反间,随地而有”[(21)],何愁不能击败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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