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须趁法军立足未稳，将其赶走。半年来，法军伤亡甚众，虽占踞了部分越南领土，由于用兵未息，而“矿务关税，利未尽开；筑垒屯兵，力未尽厚”，这正是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否则，经过若干年后，法人已根深蒂固，形成“攻守异形，劳逸异势，我于彼则无隙可乘，彼于我且因利伺便”［（２２）］，我方将由主动变为被动，那时就来不及了。

八、我们二十年来高喊“自强”、“御侮”，现在已是时候到了。我国过去年年论自强，日日言御侮，所以无一成效者，“其病在有名无实，有始无终。……每逢横逆之来，犹不敢轻言一鼓。”［（２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希望在搞了二十年的洋务之后，结束光喊“自强”、“御侮”的局面，在此关键时刻，拿出爱国的真实行动来。但是，由于中国的积习很深，往往平时因循，临事又支绌，结果，“铁甲已成而不至，水师屡议而未行。彼以十数船之偏师，声东击西，可以越重溟而蹈隙（按：指发动马江战役），我以南北洋之重镇，此疆彼界，不能分一旅以救邻；主客异形，劳逸反势。事至今日，若不通筹全局，综计初终，必至忽战忽和，包羞贻患。”［（２４）］后来事态的发展，不出宝琛之所料：虽然马江海战受挫，但在越南陆路的主战场上不论东西两路都大获全胜，而清政府却仍然心甘情愿地签订了既出卖越南，又丧权辱国的《中法越南条约》。

再次，他坚决主战，并出之于愤懑，以实际行动表示“愿尽致身之义”。认为“法人怙恶，陆梁日甚，……此其激我以不可不战之理，迫我以不得不战之势”，基于此，除了议战之外，已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但是，宝琛所顾虑的“不在议战之无人，而在主战之不定；不在迭胜迭负之连兵莫释，而在旋战旋和之召祸弥深”。因为自１８６０年《北京条约》签订以来，清政府一意羁縻求和，造成琉球不问，乃有朝鲜之役。今日之事，如果再求和示弱，那么外人知道中国对待战事的态度，照例是“有名无实，有始无终。臣恐拱手而去者不独越南，沿海之边隅皆越南也；虎视而起者不独法人，环瀛之雄国皆法人也。”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陈宝琛的话没有说错。他又进一步分析说：“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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