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门案发生后，一时朝野注目。大家见忠于职守的护军枉受严处，而乱闯宫门的太监却不置一罪，众皆哗然。当时陈宝琛官居右庶子，张之洞为左庶子，他们二人既分别又合疏上奏，指出午门案和上谕的不当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感动了慈禧，于是由两宫重下懿旨：玉林改为杖一百流二千里，福林改为杖一百；忠和改为杖一百，圈禁二年，岳林免交部议处；太监李三顺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六个月［（９）］。由于处治此案的钦命懿旨已经下达，大臣们都不敢再争议，“最后得陈、张二庶子抗章论之，始得从轻改处。二庶子挽回已定之局，其力伟矣。”［（１０）］

中法战争时期，陈宝琛曾奉上谕充任会办南洋事宜大臣，可专折奏事。他在江宁任上，经过细致的调查，不畏权势，专折密陈主帅曾国荃所重用的干将陈ｓｈí＠④“贪侈骄纵情形”，指出：“臣自初入江南，即闻总统水陆马步各军前山西按察司陈ｓｈí＠④朦上陵下，险诈骄贪，……其所部各营，仅派帮办不设营官，公费薪银悉用肥己，人言籍籍，断非无征。此在无事之时，不过虚縻公帑；若以临战，岂能得其死力，敌忾同仇。至其驻军吴淞，日乘小轮船往来租界，出入妓楼，护勇后随，街灯前导，众目所见，群*訾。所游不一地，而四马路之李迎子家，则确凿有征者也；所与游不一人，而轮船营务处之总兵吴安康则比昵最甚者也。以致字林沪报若讥若讽，播为新闻，贻笑街衢，见轻邻敌。”又说，陈ｓｈí＠④“直视兵戎为儿戏，等纪律于弁髦，臣既派人密查属实。……而隐忍需时，不敢轻发。则以军事初起，臣在南洋所宜与曾国荃商筹之事，为日方长，若攻其所亲，干其所忌，则此后益深成见，补救更无从施然。再四思维，朝廷于东亚大局任之曾国荃，曾国荃以总统全军任之陈ｓｈí＠④，是陈ｓｈí＠④之功过，即系江南之安危”。他认为应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否则，“若陈ｓｈí＠④者，才智足以济其奸，贪权适以成其骄，侈言箴不恤，物望不孚。在曾国荃不过任用姻私，失知人之明；在国家则直豢养无赖，酿玩兵之祸。”将会后患无穷。他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臣若谬托和衷，坐观成败，于曾国荃则为姑息；于皇太后、皇上则为不忠”，而“曾国荃未必谅之耳，此臣所以辗转ｐáｎｇ＠⑤徨，而卒不敢不密陈宸听者也”［（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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