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声言犯粤者，欲以牵我之出师耳；声言取琼者，欲以禁我之救越耳。”从而主张今日之要著，在以急谋收复越南失地；而沿海各省也不可不严海防。他指出：“此次战事断无中止，应请严谕各疆臣，责令实力筹维，勿怀观望，亟ｓōｕ＠⑧军实，首固民心。”他认为我们既然进兵越南，法人必全神注越，一定无暇分兵。即使它出“偏师豕突，一隅偶胜，亦于全局无妨。是我之谋越，即以杜彼之内侵。否则防不胜防，撤不胜撤，其劳师縻饷且十倍于战”［（２５）］。
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１８８４年１月１６日），陈宝琛慷慨激昂地上疏表示：为阻止法国入侵，“普天率土，敌忾同仇。臣虽迂腐，何敢自同局外。如果战事既开，或有用臣之处，艰苦盘错所不敢辞，庶酬特达之知，而尽致身之义。”［（２６）］十年四月十四日（１８８４年５月８日），终于得奉上谕：“内阁学士陈宝琛，著会办南洋事宜。……准其专折奏事。”［（２７）］宝琛得旨，遂于闰五月十六日（７月８日），由江西起程赴江宁。
１８８４年５月，法国一度通过德人德琳牵线，由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不平等的《简明条约》五款。陈宝琛得悉，立即向清廷上《论法约无利有弊折》，一一加以分析和驳斥，指出：“如第一款之含混其词；第二款、第四款之显相矛盾；第三款之漫*限。”希望朝廷决不可“朝三暮四，掩耳盗钟”，否则，“各国孰不效尤，中国何以自立？”［（２８）］但是，他中途又“奉议约”之命，仅到宁三日即遵旨赴津。嗣复留沪月余，随即偕同许景澄，乘坐“钧和”轮于六月二十九日（８月１９日）下午离沪，经江阴，ｃｈｕáｎ＠⑨山关、镇江等地，沿途查看并督操水靶。于２２日返抵下关，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会晤，告知沿途所见：“台炮施放尚为灵捷，而取准未能悉娴；兵船之抛泊尚属联络，而扼守似宜因势。”［（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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