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希望曾、陈二人在江南共事，能“和衷共济，力挽时艰”，陈宝琛觉得“顾名思义，固亦有其应尽之责，若自安缄默而不言，则于臣之微抱有所未安，似亦非圣慈所以命臣之意”，所以，既“不敢雷同以负圣明，亦不敢独断而偾大局。慎以从事，诚以待人”。他表示“臣以愚戆之性，过蒙殊眷，躯命所不敢惜，毁誉所不敢知”［（３０）］。也就是说，为了搞好工作，他将不顾个人的名誉地位，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还及时地将“沿途巡视兵轮炮台情形，均经竭诚告知曾国荃，冀备采用。旬日中或面商或函白，虽不能有所裨补，而不敢不罄其千虑之愚”［（３１）］。但是，曾国荃对他以一介儒生而参与戎事，既不重视，也不放在眼里。因此，“臣与曾国荃即欲虚衷商榷，臣即欲参与末议，然限于日力，局于事势，均未暇及也。”［（３２）］“况曾国荃方以战守自任，凡所论奏施措，皆事后以一公牍相闻。臣稽查既托空言，补救更成虚语”［（３３）］。由此看来，陈与曾共事本属双方的，不能只一厢情愿，由于曾对陈根本不屑一顾，因此怎能做到“和衷共济”！陈虽尽心尽力，仍痛感其抱负无从发挥，只好徒唤奈何。
陈宝琛以军务为重，又于９月３０日轻装减从，乘坐“祥云”小轮船出省，再次察看兵轮停泊形势。１０月１日到江阴，次日出吴淞，３日还轮，４日至镇江停两日，“得遍阅焦山、象山、都天庙诸炮台，演试炮靶，并测量焦山北港水道”，７日还抵江宁。这次巡察，他发现“南洋诸炮台，向来不知有炮表、炮尺测量勾股之法，于配药之多寡，取准之远近，均不能尽炮之用。……盖管驾不深明勾股测量之法，则不能察天象、辨山头、识沙线、记港道。往来长江犹可藏拙，若放洋稍远，则茫无把握”。这样的海军，如何能保卫海防和对外作战？！“臣昨所阅新放水雷二具，电线尚灵，但皆守放近岸浅沙；药力故猛，若置之中泓，沈之多日，其灵否？尚未及验耳。”而那些“新调之兵，操演仅及月余，有试靶一二次者，有初次试靶者，其不能命中固无责焉”。根据以上所见的情况，为了应急，只得“目下但嘱其临战安船，宜散不宜聚，宜整不宜乱，免致烟雾迷茫之际，手足忙遽之时，自相轰击，蹈马江故辙”耳。
更可笑和可恨的是，宝琛“于回轮江阴之日，冒雨登南琛、开济二船，该管驾均已上岸。际此海氛孔迫，岂容片刻离船！乃知臣方出省，即恭谨来迎，闻臣不停船，即逍遥自适。其防敌乎直防臣耳。且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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