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期，“猪仔贸易”仍处于初生状态，完整的机构尚未建立，以后，随着海峡殖民地对劳工需求量的增加和“猪仔贸易”的扩大，必须有常设机构来承担招收大批华工。在这种情况下，“猪仔馆”便应运而生。19世纪中后期，新加坡是“猪仔贸易”的最大中心，因此也成为“猪仔馆”的基地。截止到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8月）， 新加坡计开有“猪仔馆”十三家，其中旧馆六家，新馆七家（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302页。）， “这些‘猪仔馆’，多数被私会党领袖所把持。”（注：蔡鸿生：《十九世纪后期东南亚的“猪仔”华工》载《东南亚历史论丛》第二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310页。）
新马华人秘密会党把持“猪仔贸易”这一行为，除了其本身具有强大势力之外，关键还在于“猪仔贸易”能为秘密会党带来巨额利润。“猪仔贸易”是一本万利的行当，对于那些身无分文的流氓无产者来说，极具诱惑力。从下面关于“猪仔”贩往南洋的成本及销售价中，我们可以对贩卖“猪仔”的利润略知一斑。
至贩往南洋者，其价略低，其成本约如下述：最初起程预付猪仔安家费或零用费约十元，介绍费引诱费三、四元，由起程至海口岸的行栈，并屯聚期间之饭食约七、八元，轮船运费，船小人多，运费本廉，然贩运者牟利计，比寻常运费略贵，约十余元，抵新加坡又入屯聚之猪仔馆，各项计费及饭食约十元，总共需四十余元，而最后卖与雇主则恒在百元左右。（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46页。）
其实，此项成本估计已经过高，一般而言，19世纪早期，一名猪仔的成本不过十二、三元，而最后售价总在成本价一倍或几倍以上。至19世纪80、90年代，由于苏门答腊北部的日里及沙捞越的芋田、烟园大量开发，劳动力短缺，一名成本约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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