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秘密会党把持着“猪仔”的销售。

“猪仔”的交易，像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一项商品交易一样，有投机商人的操纵，有挂牌的行情，有兜揽生意的广告。马来亚就流行过“新客到埠通知单”（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154页。）。1877年华民护卫司成立以前， 此类投机商多为秘密会党中人，他们控制着新加坡、槟榔屿的所有的“猪仔”销售。当时，新加坡最著名的“猪仔头”有梁亚保和麦钧（注：当时在新加坡的“猪仔头”有人说是三人，即梁亚保、麦钧和蔡茂春，而颜清湟认为只有两人，麦钧就是蔡茂春，见颜清湟前揭书，第105页。），麦钧是义兴会的首领，“彼每于船到星时，派舢板往接猪仔上岸，保不逃脱，每人收中人保护费三元、四元不等，若不请其保护，则贩来之猪仔无人敢买，或发生逃逸之事。”（注：林远辉　张应龙：《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1877年，新加坡之乱，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实肇因于Sung Pek-kuan会会长Leong Ah-Paw 之从中操纵。 ”（注：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4页。）Sung Pek-kuan就是天地会在南洋的分支之一的松柏馆，其首领是Leong Ah Paw，即前后所提到的梁亚保。在槟榔屿，大伯公会首领邱天德是最有势力的人物，他类似新客的监护人，他每年从汕头的“猪仔行”那里收受一千或更多的银元，他在槟榔屿拥有一间用以搜罗和处置未售卖出去的“猪仔”的客行，（注：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 第104页。）故而每当“猪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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