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元的“猪仔”，售往日里便可卖至125元，利润高达四倍。如此高额的利润，吸引了众多的秘密会党分子，据说在澳门，1872年共有800 名猪仔贩子在开业（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531页。）。 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会党成员，他们既与新加坡的“猪仔馆”有联系，又占尽了会说广东方言的优势，在“猪仔贸易”方面为其它人所不及。
其次，“猪仔贸易”能为秘密会党所控制的矿物、种植园、港脚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据19世纪中期的大种植园主佘有进估计，1848年，新加坡从事种植胡椒及甘密的全为华人，尤以潮籍人为多。（注：潘醒农：《潮侨溯源集》，台北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版，第43页。）在海峡殖民地的其它地方，锡矿场、种植园及港脚也几乎全是华人控制。控制矿物、种植园及港脚的主人，许多都是秘密会党的首领，他们不仅委托“猪仔头”购买“猪仔”，而且，有的人还自己从事贩卖“猪仔”的勾当。如吉隆坡大名鼎鼎的叶德来，本人出身“猪仔”，当过“猪仔头”，是当地义兴会的首领，在他的矿场、木薯园和一个大砖厂中，至少有四千名“猪仔”为他服务。（注：彭家礼：《英属马来亚的开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页。）在柔佛，港主陈开顺原是新加坡义兴会的中坚分子。1851年，陈开顺到柔佛开港后便组织了新山义兴会，他利用关系，使义兴会成为当地唯一的合法会党，控制着包括“猪仔贸易”在内的诸多事务。柔佛的另一港主林亚相继陈开顺后成为义兴会的首领，他拥有新长兴港、新和兴港、新德兴港及新和林港的全部甘密园，雇佣大批的猪仔华工为其开港和种植甘密。（注：潘醒农：《潮侨溯源集》，台北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版，第63—65页。）
二、秘密会党在“猪仔贸易”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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