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不少自由移民因人地生疏，很快便落入圈套。《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所载的庄笃坎、李洪忠、谢芋蒂等（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27—28页。）均属此例。到19世纪晚期，苏门答腊北部的日里及北婆罗的开发，“猪仔”的需求量及利润大增，一些秘密会党分子则干脆在新加坡、槟榔屿诱拐第一期工约已满的“猪仔”。槟榔屿警监勃伦开（Mr. Plunket）于1876年说：“槟榔屿拐案日有所闻，无业游民往来境内，尝诱拐苦力到苏岛之日里信东（Sirdong）等地。”（注：Campbell著 王旦华译《英属马来亚的猪仔贸易》载《南洋研究》第二卷第五号，第149页。）
第二，秘密会党是“猪仔”运输的主力军。“猪仔”运输船被称为“浮动地狱”，因为船主和帐房为了能多赚钱，根本不考虑华工的死活。虽然英国议会于1853年9月9日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自香港装运亚洲乘客出口的船只必须保证每名乘客12平方英尺的船位，（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141—142页。）但极少有船照章执行，常常是“船本可容三百人，而载以六百”（注：Campbell著 王旦华译《英属马来亚的猪仔贸易》载《南洋研究》第二卷第五号，第 147页。）。由于许多“猪仔”不是从乡村被诱骗就是被绑架而来，一旦他们意识到被蒙骗以及遭受虐待之后，就会促使他们采取暴力行动反抗雇主。加上大多数“猪仔”都是文盲并且信奉迷信，在船航行期间，任何危险迹象都可能导致他们的恐惧，并引起骚乱。因此，在运送“猪仔”前往新加坡、马来亚的过程中，那些从通商口岸的“猪仔贩”手中接收“猪仔”的客头就碰到了如何把“猪仔”保持在绝对控制之下的问题。秘密会党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在汕头，两个最有势力的“猪仔”贸易商行是合记行和元兴行。合记的老板是一个叫陈伯牙的潮州人，专营租船运送“猪仔”往海峡殖民地的生意。他在新加坡有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