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秘密会党是新、马经营和把持“猪仔贸易”的主力军，那么，英国殖民主义者则是“猪仔贸易”的幕后操纵者和促使“猪仔贸易”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元凶。他们表面上没有直接经营“猪仔馆”，只是因为这样的分工更有利于他们的伪善，而实际上，英国殖民主义者不仅操纵和庇护那些从事“猪仔贸易”的华人秘密会党，而且通过外交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尽量给“猪仔贩”制造掠取华工的有利条件。据史料记载：
马来半岛的庇能（槟榔屿）于1786年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之后，该处的总督即连年通过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招雇中国工匠和农夫，用公司的船只送往庇能。……1804年庇能总督乘当地华侨甲必丹定官回华的机会，委托他在广东省招雇华工，并且函嘱公司驻广州的代表为他准备资金。（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 146页。）
曾于1823年就装模作样地颁布劳工保护法令的新加坡开埠者莱佛士（stanford Raffles）早在1813年前后，即在他占领新加坡以前就开始从事贩卖中国劳工的罪恶勾当。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系年纪事（1634—1834）》收录的公司驻广州商馆大班往来函件或记事中，就清楚地记载着莱佛士这方面的罪行：
罗伯兹先生于1812年从英国出来的时候，曾接到莱佛士先生的口头要求，招雇一批中国人前往他在邦加（网甲）岛上新建的居留地文岛。罗伯兹到达澳门之后，曾经先后在1813年12月13 日送出一批共700 人；1814年2月8日送出425人，连同其它零星小数，总共送出1700多人。 这些工人都在澳门装上船。各船船长这一次为运送移民所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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