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炮声也震动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忧虑和警惕。堂堂大国何以被“西方夷狄”打得大败呢？他们从中英战争胜负的背后看到了中国的*腐败、儒学空疏、武器落后。因此，竭力主张学习西洋文明，变法维新，希望沿着先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足迹，通过黩武扩张步入强国之列。

日本把炮口对准了步履蹒跚的“天朝”。１８９４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起义，由于传统的藩属关系，清朝应朝鲜国王之邀派兵赴朝镇压。日本以为这是黩武的千载良机，遂以助朝革除弊政为名出兵朝鲜，中日之间笼罩着战争的层层阴霾。清朝主战官僚首先感到了战争的威胁，“朝鲜之势旦夕可危，日本狡谋叵测，断非口舌所能争”［（２）］。他们产生了重朝心理，“朝鲜之于中国势比唇舌，而亲同骨肉，今日之事，虽愚懦之人皆知朝鲜不可弃也”［（３）］。这是主战官僚的共同心理，这一心理既蕴结着历史传承下来的大国观念，又寄托着领土安全的防患意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失去了越南等藩国，不争朝鲜，岂不丢掉了祖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属藩，失去了大国的威风吗？“朝鲜者，我太宗文皇帝艰难底定之藩国也，委身归命近三百年，列圣相承以全付于我，皇上岂忍一旦委而弃之？”［（４）］况且朝鲜对中国领土安全极为重要，“共疆域枕辽沈左肩，乃我东三省一大屏翰也。属我，则东三省之屏翰崇，属人，则东三省之屏翰撤。势处必争，保朝鲜我亦正所以自保”［（５）］。揭去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和阶级局限的大国观念，应该承认，主战官僚重朝心理所寄托的防患意识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主战官僚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充满自信。他们相信正义属于中国，胜利属于中国，“此次用兵，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唯其如此，“胜之理惟我得之，则胜之权当亦必可自我操也”［（６）］。日本蓄谋发动战争是自取灭亡，“倭之僻处东洋，……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７）］。以“局外旁观者”自居的赫德向伦敦报告：“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９９９人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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