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胜利的极大自信使主战官僚们对战争寄予期望，“窃喜中国可以乘此机会，一意主战，剿灭日本，建立奇功，不独近除东方卧榻之患，亦可远折西郗窥伺之萌也”［（９）］。他们期望战争能成为中国由弱致强的转机，洗刷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战争耻辱，恢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展望战争，认为“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１０）］，“实为我国家发愤自强慑服海外诸夷之一大关键”［（１１）］。否则，对日本“若不大加惩创，将竟以中国为无能为，而欧洲各国亦群起而轻中国矣”［（１２）］。在自信情绪和期望动机的驱使下，主战官僚们呼吁清政府对日宣战：“欲定朝鲜，欲平夷难，欲镇慑远国，欲威强中夏，今日非断于讨倭不可”［（１３）］。

主战官僚期望战争能杜列强之窥伺，振中国于富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希望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发奋图强的心声。但是，战争贵在知己知彼，否则，期望终将落空。主战官僚对胜利的自信就是构筑在片面的日本观和自我观基础上，“大中国”与“小日本”典型地衬托出主战官僚的自大心理和轻日心态。自大源于历史文化的积淀，一千多年来，日本一直十分崇尚中华文明，恭恭敬敬地向中国学习。在这种单向文化流动中，传统的官僚士大夫牢固地确立了对日优越感，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战场失利前，主战官僚心理上的轻日防线仍牢不可破，他们普遍认为日本乃一“东夷小国”，“综其全境言，不过中国之一二省，非有土地之大、人民之富也”［（１４）］。从更大范围来看，“统欧亚各洲而论，日本最为小弱”［（１５）］，只要大清“临以天威，螳臂当轮，其何能久？”［（１６）］他们虽从摭拾传说中耳食到日本明治维新的近况，但对其改革的成效却颇为怀疑。他们认为，“日本自明治改从西制，固ｑīｎ＠②⑧欲以强大矜雄，然其于西洋则有私借国债未偿，于本国则有自由乱党未清，外强中干”［（１７）］。在主战官僚看来，明治维新不仅没有带来国家的富强，反而导致日本*混乱，国贫兵弱。“师西法为议院，未收公是公非之益，徒开纷纭把持之风”［（１８）］，一旦与中国开战，“党议横生，兵心溃散，变故必可翘足而待”［（１９）］。明治政府“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帑久虚”［（２０）］，“况日本倾国兵数不当中国之一，又弱不经战，虽有甲船而能与吾定远、镇远较坚厚，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强颜耳。诸下者或不及向时船政之木船”［（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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