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患”，“综其大害，国势蹙矣，财源匮矣，民心涣矣，威柄失矣，而四者皆国之命脉所系，失之何以自立？”［（７２）］主战官僚力主废约再战。他们指出，虽然因暂时的失败遭受了挫折，但“我国家金瓯无缺，民心甚固，又何为摧之、抑之、颠之、倒之，甘自败坏至此耶？与其暂和而坐困，何如久战而延祚？与其以二十千万饲豺虎，何如以三五百万奖士卒？与其偷安于一二年而必底于分析，何如苦持于一二年而犹可图恢复？”［（７３）］

从本质上说，主战和主和都是对清王朝统治危机的忧患而提出的挽救之方。主和官僚着眼于近忧，主战官僚放眼于远患。但是，如前所述，主战官僚的忧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在主和官僚认为和局已成，危机已过时，主战官僚仍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患之中，少数人完成了由“仇日”向“师日”的心理转变，其中以张之洞最为典型。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９日，张之洞在“惶悚痛愤、寝食难安”中，提出了“变法”的９条建议，其中６处提及日本的成功经验，希望“皇上存坚强不屈之心，历卧薪尝胆之志”，要求国人“激励奋发，洗心涤虑”，主张中国向日本学习［（７４）］。主战官僚从“轻日”到“仇日”再到“师日”的心理转变，对于年轻的光绪帝影响颇深。这或许就是戊戌变法的心理基础。但是，历史从来就不是直线运行的，心理变化更没有单行道。有一部分主战官僚在经过战争的打击之后，似乎又双回复到了鸦片战争前的封闭心态，反对学习西方，要求关起门来变法。１８９５年８月２４日，曾颇为坚定的主战官僚余联沅上奏朝廷说：“若专师西法，则务为*巧日趋功利，以侥幸行险之徒为机械变诈之习，久之则耳濡目染，日新月盛，将不识六经为何物，五伦为何事，势必尽弃夫礼义，并不知有君父”，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故救弊之方，不在废科目，而在求实际，不在师西法，而在正人心”［（７５）］。这或许又是戊戌政变的心理基础，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深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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