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和血的较量唤醒了人们的理智。主战官僚们在遭受战争打击而震惊和焦虑之余，开始深刻反思敌胜我负的原因，重新审视中日力量的对比。他们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清军的劣势和日军的优势，树立了新的自我观和日本观。他们认为：第一，清军武备松懈，训练落后。清军受挫，“其故在数载承平，晏安久处，武备不无懈弛，一旦大敌猝临，岂弗仓皇失措”［（２８）］，由于清军平时“将不选择，兵不训练，是以闻炮声则胆裂，出洋面则心惊，望影辄逃，遇败莫救”［（２９）］。第二，清军战术落后。“倭以大队猛攻而胜，我以散兵失势而败”［（３０）］，由于兵力分散，使得我军“兵力似厚而实单，兵势似萃而实涣，以故望风逃溃者比比皆是”［（３１）］。第三，清军武器落后。在前线指挥战斗的主战将军依克唐阿认为“前敌各军开仗多不得手，实以*器械均不如倭人精利且足所致”［（３２）］，战前轻日的主战官僚洪良品也看到了“倭奴之所恃以制胜者，枪炮之利耳”的优势［（３３）］。

正视日本的优势没有使主战官僚产生自悲，因为他们同时也看到了日本的劣势，“盖倭乃小国，负债且贫，难以持久，我乃大国，饷可徐筹，兵集日众”［（３４）］，所以日本虽强但并不可怕，“倭虏实不足虑，稍与力持，其势日绌》［（３５）］。

不轻日、不惧日，这正是经过炮火洗礼后主战官僚的对日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他们主张持久战，“以固守要隘，悉力持久为战”［（３６）］。他们相信，只要坚持抗战，胜利终将属于中国，“我若与之力持，彼饷无所出，全军必然坐困，我因而蹙之，彼其败溃必矣”［（３７）］。

在日军疯狂进逼的威胁下，以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为首的主和官僚陷入了自悲而不可自拔的泥潭，并因此提出了妥协求和的主张。面对日渐公开的求和论，主战官僚们深为忧虑，一忧倭寇以“和”作缓兵之计，“倭寇多行不义，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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