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相比之下,“中国船坚炮远,及平时操练打靶皆远过于日本”[(22)]。在平壤战役发生的前几天,清朝主战大员刘坤一还坚持认为,日本“兵多系抽调而来,是驱市井之徒以犯锋镝,金鼓一震,心胆皆寒,安能当我百战劲旅”[(23)]。然而,刘坤一的预言不久就被平壤战役的炮火击得粉碎。
揆诸史实,主战官僚的日本观和自我观是非常片面的。就海军论,据日本学者外山三郎研究,“日清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排水量61,373吨)”[(24)],中国“拥有军舰82艘,鱼雷艇25艘(计85,000吨)”[(25)],但真正能出洋作战的只有北洋舰队的20余艘军舰。就陆军言,中日开战时,日本“陆军已发展到基干力量的野战兵力即达7个师12万人的程度”,中国“陆军步兵为192个营共30万人”[(26)],但清军无论在装备、训练和士气上均不及日军。可见主战官僚对中日军事力量的估计与实际相去甚远,他们对日本的轻藐和对胜利的自信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在清朝主战官僚对胜利充满自信时,日本正确分析了清军的力量,认为“不仅没有战胜清国舰队的把握,而且还对它怀有一丝恐惧的心理”[(27)]。一方是盲目地自信,一方是谨慎地恐惧,自信者轻视敌人,不认真备战,使本已松懈的武备更加空虚,恐惧者重视敌人,从战备、作战方案、心理上作了充分准备。1894年9月中旬相继发生的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均以日胜我负而告终,剥开战略战术的表象,应该看到双方的心理是主导战局的深层次因素。当然,在评析主战官僚对战争的盲目自信时,也不能忽视主和官僚的悲观妥协对战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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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局的发展完全出乎主战官僚们的意料,对清军的节节失败,他们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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