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主战官僚的忧虑未能抵住朝廷的求和逆流。１８９５年４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主战官僚们惊呼：“此五千年来未有之奇闻”［（４７）］，“自有中国以来，虽石晋之事契丹，南宋之事金、元，未尝有是也”［（４８）］。他们的自信遭受了残酷打击，内心的痛楚、愤恨、羞辱甚于战前。署南洋大臣张之洞“闻和议各条，不胜焦灼痛愤”［（４９）］。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看到和约之后，“罔知所措，伏地痛哭。熟计利害，寝食俱废，至于累日”［（５０）］。

愤中生仇，痛中生恨。作为中国之一分子，主战官僚面对“倭夷要挟奇横，事事出情理之外，……痛心疾首，争欲食其肉而寝其皮”［（５１）］。然而，贪得无厌的日寇，“苟无助之为恶者，亦必不能毫无忌惮，今乃明目张胆如此之横者，恃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也”［（５２）］。他们痛斥李鸿章“以敌人要求无厌，转为之挟制朝廷，而置宗庙、社稷、土地、人民于不顾？苟有人心者，断不出此”，对侵略者和求和者仇恨到了极点。

在主和官僚认为和局已成，清朝统治安枕无忧时，主战官僚产生了空前的　危机感。主战官僚的危机感表现为对清王朝统治命运的忧患。他们认为，马关条约的签订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了肘腋之患、肢解之患、财竭之患、离心之患：

肘腋之患。在日军疯狂进逼的威胁下，主和官僚高倡求和论，他们认为：“门户不守，两京空虚，不可不和。……东南半壁，首尾难顾，不可不和”［（５３）］，和则无忧，战不可恃。在这种苟安旦夕的心态和悲观失望的恐惧中，李鸿章拱手送出了辽东半岛和台湾诸岛。主战官僚认为，割地势必带来肘腋之患，“辽河以南逼近畿疆，控扼山海，使敌据为巢穴，陆则抚我之背，水则扼我之吭，早发夕至，防不胜防，是纵豺狼于肘腋之间，权纾患而患转迫也”［（５４）］。台湾虽偏离京师，但“台湾为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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