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清政府维护利权的思想在铁路、电报问题上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认为在中国“添设铁路和电报……对于在华自由发展外国贸易具有重大意义”，故此，他们从未放弃过攫取中国铁路建设权的机会。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逐日渗透，列强的此项要求也日趋强烈。在侵略国的强大压力面前，60年代前期，清政府曾两次就铁路问题在几个督抚之间进行小规模的讨论，但是影响不大。1867-1868年，清廷为了准备“修约”而发起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与前两次明显不同，参加的人数多、规模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详细、深入，而且相对突破了以往“凿我山川、害我田庐、害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3卷，P5）的封建狭隘认识，开始意识到铁路于国计民生之意义，不仅不可弃还要自办。沈葆桢就认为“秦筑长城，当时以为殃，后世赖之，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3卷，P5）李鸿章也主张开设铁路以为我利，“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由于中国现在无力承担此业，不如待“数十年以后”，“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5卷，P13-14）由此可见，由“修约”而引起的关于铁路问题的讨论已使清政府督抚廷臣们“由惧怕而生要利用铁路这一利器以为我用的思想萌芽”。[8](P359)在修约交涉的过程中，清政府在铁路问题上也没有做丝毫让步，从而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因此，此次修约交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清政府利用外交手段主动应战，争取国家利权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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