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61年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之后，是否遣使出国就一直是困扰着清朝统治者的老问题。随着中外交涉活动的增多，奕ｘīｎ＠①等人逐渐认识到“遣使必应举行”。早在1866年，清政府曾派斌椿等人随同赫德出游欧洲，但那只是个走马观花的“旅游团”，对清政府影响不大。1867年为了准备修约，清政府指派蒲安臣为“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为会办，英国使馆汉文参赞柏桌安及海关职员法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其他中国秘书随员约30人。由于“此次出差，事属创始”，因而清政府非常重视这次出国行动，在使团出行前给出使人员特别赏加顶带花翎，“以重委任”。同时与蒲安臣定下8项条款，强调无论大小事件，必须与中国所派职员商量办理，并且如有重大事情，必须“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2卷，P34）可见清政府对于外国人充任中国使节是持审慎态度的。

作为1868-1869年中英修约活动的副产品——蒲安臣使团，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向欧美各国派出的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俄、德等12个国家。美国公使说“新闻纸内将出使大臣之言行举动，逐一详载，各城乡传闻乐道”。（《（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3卷，P74）可见浦安臣使团增强了清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出使的成功也使清政府体认到遣使出国开展外交活动的必要性，这就为以后长驻外国使节的派出做好了准备。由于蒲安臣使团“已遵之先路”，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奏请下，清政府派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赴美使团——中国教育使团。1875年，郭嵩焘赴英出任公使，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位长驻外国使节，它标志着中国终于被迫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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