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是马歇尔（旧译马沙利），他于1853年2 月抵达广州。通过分析和研究，马歇尔认为：“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支持中国——维持这里的秩序，逐渐在这腐朽的躯干上嫁接出健全的原则，以此给清政府以生命与健康，而不是坐视中国成为无政府蔓延的场所，从而最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注：Te — Kong　Tong,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60"(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P.131。）马歇尔对英国心存顾忌，认为英国在中国内战中采取的是首鼠两端的政策，目的是试图“从南京新皇帝处取得中国西部一个口岸的开放并取得现在进口港以外原不开放对外贸易的扬子江上的航行权”（注：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8页。）。 而美国则应明确地支持清政府并利用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契机迫使清政府向美国商品开放更多的口岸。

1853年7月，马歇尔在昆山会见了两江总督怡良，明确表示了修改条约的愿望，他说：“满清皇帝应颁布命令……允许一切与中国订立友好通商条约国家之人民，有在全中国境内一切地方自由往来的自由。……开放长江及其支流……以资汽船通航”；“当商务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西方将不允许叛军首领干涉他们的利益。在清政府的同意下，他们会用自己的大炮肃清道路的”（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39—140页。）。意即只要清政府答应扩大美国在华权益特别是商务权益，美国就会答应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

然而，马歇尔的计划并未能实现。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当时左右清廷内外政策的是封建顽固派，这一派在中央以军机大臣怡亲王载桓、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为代表，在封疆大吏中以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代表。他们仍坚持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那种态度，幻想维持闭关自守的局面。他们惧怕外来势力会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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