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地科租”不仅比其他各种税收政策好，也比中国古代的“井田制”更优越，因为“井田制”虽然可以表面上做到按数量授田，而事实上不能彻底解决实际存在的土地肥瘠差别问题。“盖井田主于分地，人或知用不知用，岂能一律。此则不必欲人皆得一地，而使人公用此租。譬人有田千亩，有子十人，以数计之，人当得田百亩。然此千亩者则各有肥瘠之不同，斯得之者亦各有厚薄之各异，其势不能均也。若律以科租之法，使得膏腴者出膏腴之租，得沙漠者出沙漠之租，地不能合，而以租合之，所谓截长补短，以羡补不足者。此则不能均而必筹所以均之也。均则既无大富生斯世者，皆得含哺鼓腹于光天化日之中，岂非太平气象哉！”（注：《富民策》，《万国公报》第114册（第10年第6卷），1898年7月，第10页。）

他们在文章中还论述了物质利益的创造与分配等问题，批驳了工人的生活依赖于资本家的错误观点，指出：“生财者，地也；成财者，工也。所谓本者，乃工之所生，以助工格外生财者也……《大学》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诚以工为要，而本为末，非可相提并论者也。故虽在佣工之辈，外似依其主以为食，而实因其能为主生财故用之耳。如其所生之财不敷其工价，吾知必摒逐而不用矣。此以知工乃自食其力，非主之所养也。”他们认为工人之所以受资本家剥削，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赖以独立生存的土地。“今日之工必待富室之养，实由地主将地占尽，使其无可立足，故听其指挥而不敢有异说也。使地租之法立，则工价不足其用，即可改而归地，有用之者其价必优。”（注：《富民策》，《万国公报》第114册（第10年第6卷），1898年7月，第10页。）

在《地工本三说》中，他们认为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依赖于土地、人工和资本三个条件。“三者之中则以地与工为先，而本居其次。功用不可缺，次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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