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产物，而是暴力掠夺的结果。“考其原始，必由霸占，无论以权术，以战争，非此终不能得地。则是契中所写之字迹，非笔也，刀也；其所钤之印信，非朱也，血也。”针对土地世代辗转继承下来的说法，他们批驳说，土地的最初占有充满着暴力，这一事实本质不能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犹如盗贼攫夺他人财物，辗转更易其主，而赃物的性质却不能改变。盗贼窃取钱财使用一时，土地占有则岁取代征，父死子继，未有穷期，比盗贼的掠夺行为更甚。针对土地由祖先开垦后人继承而来的说法，他们批驳说，私人开垦土地虽然可以改变地形和产物，但也不能成为世代占有的理由，因为土地是上帝赋予公众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任何个人都无权据为己有。“譬有空宅于此，芜秽不治，乃入居之，为之修理装饰，将来其主至，势必退让……固不能久假而不归也。惟地亦然，天生众人，即生养人之物，如太阳、空气、雨露、霜雪之类，皆人人所应得，而非一人所独私。地之属于人群，亦犹是也，人群来，则地力在所必得，不因先至而有，后至而无也。”（注：《自由篇》第6章，“论地”，《万国公报》第140册（第12年第8卷），1900年9月，第1页。）
在亨利·乔治看来，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是人们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的、笼罩一切的原因。对此马林与李玉书介绍说，社会贫富不均是由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造成的，并且认为孟子早已提出过土地国有问题。“当今贫苦之患，不由于生材之不足，而由于分材之不均。其所以不均者，则由于有地无地之故。孟子曰：‘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此可深长思也。无地者受有地者挟持，终身在其檐下，工价、利息一听其命，而无奈之何。譬如上海一区，经商者利非不厚也，操业者价非不高也，然究其获，不过与他处等，租贵之故也。租贵，则居其地而造货物，而为交易者，亦莫不俱贵，是以虽多而不获也。”（注：《论地租归公之益》，《万国公报》第125册（第11年第5卷），1899年6月，第11页。）
亨利·乔治认为，私人占有土地阻碍社会进步，因而主张用征收单一税的办法将土地增价转为公有，把这看作是消灭资本主义矛盾，使广大群众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简易的然而却是神效的灵丹妙药”（注：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5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Y.1929),pp.405－406.）。马林与李玉书也说，实行土地国有和单一地租税方案，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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