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也。”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生活条件，“上帝所造以养人者也”，如稻粱粟麦黍稷之可食，桑麻棉之可衣，山生林木藤萝，水产鱼盐蜃蛤，其它如三品之金，十谷之玉，深渊之珠宝，大海之珍奇，与矿产煤铁，天空雷电，日月光照，雨露滋润，泉水止渴，空气呼吸，以及一切风力水力，均为自然产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有的人都离不开土地，“且用地者，亦不仅农夫一流而已也，如士人有假馆之地，商贾有贸迁之地，百工有居肆之地，皆需地以为用。”大地产生的物质资料是丰富的，但依赖于人工的采集与加工，所以人工也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里他们强调的“工”不仅仅是工人的劳动，而是泛指一切人类创造活动。“夫工之称属乎人，工之效视乎事，天下人莫不有事，天下事即皆谓之工。”“凡有功者，皆工也。故讲道之牧师，读书之儒士，诊疾之医生，此三等人者，皆用智之工也。”凡是参与财富的创造者，皆可称之为工，就连商人与政府的官员也属于“工”之行列，“且不但生材者工也，能保材者，亦莫非工。故上而君王，次而官长，下而兵丁逻卒，推之或任监督之责，或司转运之劳，亦皆工之属也。”至于资本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助工以生材”。“究其大用，则在于通商一事，可以使有无相易，彼此相通”而已。（注：《地工本三说》，《万国公报》第124册（第11年第4卷），1899年5月，第5页。）
由于地、工、本三者共同参与创造了财富，因而派生出地租、工价和本利三种利益分配方式。在他们看来，工价与本利的获取是正常的，“以工本固其人之所作也”，而地租归之于地主则是不应该的。他们在《论地租归公之益》中指出，地租是众人创造的，应当归之于公。“租之所出，由于地限，限之上为租，限之下为工价，为利息。故地限愈下，地租愈增，此一定不可移易者也。然不仅农田然也，山矿之地，城市之地，亦莫不然。以此知租之所出，实由人众而成，不仅以地之肥瘠而定。是以市肆之地，既异于城乡，近郊之地，又异于旷野。观人之多寡，即可知价之高低；观价之高低，即可知租之贵贱。此非众人之所成乎？租既为众人所成，利自应众人所得。”（注：《论地租归公之益》，《万国公报》第125册（第11年第5卷），1899年6月，第10页。）
在《自由篇》中，马林与李玉书借用斯宾塞的观点，批驳了土地私有制传统观念，强调指出消灭土地私有制是实现人类自由的最基本条件。文章说，地主占有土地凭借的不过是一张田契，这决不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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