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律、伯麦提出割让沙角的要求，并非真意，其目的是以此为要挟，迫使琦善同意割让香港岛。英方此举使琦善惶恐万分。沙角、大角两炮台地扼珠江咽喉，割让沙角，广州将失去屏障，琦善断不敢将沙角擅与英人。但如不对英国割地要求作出某种表示，英国必然要“重新开战”，而琦善却根本没有率领军民誓死抗敌的勇气。在此情况下，琦善出于无奈，于义律、伯麦１月８日发出的限期３天的最后通牒期满之日，即１月１１日，派鲍鹏持文前往英舰会见义律，表示中国不同意割让沙角，但在给予英人“外洋寄居一所”的事情上，他可以“代为奏恳”。［②ｄ］这说明琦善在敌人军事外交的双重压力下，对于割地一事，态度已开始发生变化，但琦善此言，仅是同意“代为奏恳”，关于“外洋寄居一所”，究指何处，亦语义含混。义律得此复照后，于当日照会琦善称，他所要求的地方，系指香港岛、尖沙咀及两者之间的港湾，如以此等地方“代换沙角予给，事尚可行。若除此外别处，则断不能收领，”［③ｄ］企图越出香港岛扩大割占范围。１月１５日，琦善又派鲍鹏持文面见义律，指出“尖沙咀与香港系属两个地方”，他很难为义律同时割让两地的要求“奏报皇帝”，他只同意为英方代奏：“仅选择一处作为居住和泊船的地方。”［④ｄ］次日，义律照会琦善，不再坚持割占尖沙咀，但强调要“以香港一岛接收”，即要割占香港全岛，［⑤ｄ］如果中方同意，英方即“退还舟山、沙角和大角。”［⑥ｄ］１月１８日，琦善向道光帝“代为奏恳”，请求“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仍前来粤通商”。［⑦ｄ］

以上是１８４１年１月２０日以前琦善与义律关于香港问题的全部交涉经过。琦善的所作所为，仅限于为英人在香港“泊舟寄居”“代为奏恳”，根本不存在什么关于割让香港岛的“协议”。而且，如果真的有什么“协议”，琦善和义律必然会分别送呈本国政府审查批准。目前中英两国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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