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４１年１月７日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琦善同意“代为奏恳”，允许英人在香港岛“泊舟寄居”前后，一直反复无常，举棋不定的道光帝，态度发生突变，由主“抚”转向主“剿”。他于１月６日谕令琦善对英人“大申挞伐”，“相机剿办”，通商及给还烟价事“均不准行”，英人“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人理论”，并且对琦善声称“朕意已决，断无游移！”［②ｅ］１８４１年１月１８日，道光帝又谕令琦善曰，英国人“所求无厌，日肆猖獗，若非痛剿示威，恐贻后患”，敕令他于接旨后“钦遵办理”。［③ｅ］不久，道光帝以琦善对御敌“全未准备”，谕令将他“摘顶严议”，并责成其将军队“分布要隘，按段拒守，毋许再有疏虞。”［④ｅ］此后，道光帝不断自各省调兵遣将，并派宗室奕山等驰赴广州，准备在广东与英军决一死战。
１月２１日，道光帝主剿的谕旨送抵广州。琦善被求和之心迷了心窍，竟然违旨与义律在莲花城和蛇头湾（均在虎门以内）先后举行两次谈判（１月２７日—２８日和２月１１—１２日）。但在这两次谈判中，琦善虑及道光帝对他的妥协行径的严重不满，对义律割占香港岛的要求进行了抵制。１月２７日，义律在莲花城将一份包括割让香港岛的《条约草案》［⑤ｅ］中译本交给他，要求逐条讨论。琦善当即指出，企图割占香港岛“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并要他“撤回这项要求”。义律对此极为反感，坚决反对修改他《条约草案》中有关香港的条款，硬要由英国“完全据有香港”。双方争执不下。第二天，义律又前往琦善住处逼他屈服，会谈几个小时仍无结果。最后，琦善“告以患病，借延时日”，谈判无结果而散。［⑥ｅ］在２月１１—１２日蛇头湾的下一轮会谈前，琦善将义律提出的《条约草案》修改为四条草案送交义律，其中关于香港的条款改为，准许英国人“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⑦ｅ］义律对此大动肝火，气冲冲地说琦善的修改草案“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⑧ｅ］在这轮会谈中，义律对琦善施加了极大的压力，逼他在英方草案上盖印。琦善进退两难，如不盖印，英军必将再次发动进攻；如盖印，他本人必遭严惩，身家性命难保。出于万般无奈，他再次施行拖延战术，恳求将盖印时间“再延迟十天。”［①ｆ］２月１３日，琦善接到道光帝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赴粤主持战事的谕旨，方寸大乱，更不敢考虑在“条约”上盖印的问题。２月１６日，义律再次逼迫琦善盖印，照会后者称：“如果在下月（１８４１年３月）１日以前和约还没有及时订立并盖印”，他将“重新开始采取战争行动，并已经为调动部队进行准备。”［②ｆ］对此，琦善当然不敢接受。但义律这个照会，却揭穿了他自己的谎言：既然他早在１月２９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