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交涉的档案保存良好，完整无缺，且已全部解密，可是，不仅在中文档案里找不到义律所说的那个“协议”的踪影，而且，笔者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局遍查了有关案卷，也找不到那个“协议”的文本和存在此“协议”的任何证据。这就有力地证明，义律等所说的“协议”，纯属捏造。他们将琦善仅仅同意的“代为奏恳”说成是达成了“初步协议”、“明白的公开协议”、“已有文据在案”，完全是别有用心，其目的在于以谎言混淆视听，给他们强占香港岛的非法暴行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三）
事过９天，义律又在他１８４１年１月２９日发出的公告中，宣称琦善已在割让香港岛的“文据”上“盖印”。这个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自１月２０日直到琦善被革职拿京问罪，他和义律在香港岛问题上从来都没有达成过协议，琦善一直避免在企图强加给他的“条约”上盖印。
琦善虽然一味寻求对英和解，但他深知，在他“代为奏恳”获得道光帝降旨俞允以前，是绝不能在关于割让香港岛的什么“文据”上盖印的。
早在１８４０年１２月２６日致义律的照会中，琦善即已向义律宣布，中国的寸疆尺土均属朝廷所有，朝廷的疆土绝不可与私人财产相比，“处于臣下之人绝不敢稍自专擅”。［①ｅ］这说明了琦善在割地问题上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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