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在西藏采取的政策大致如下：抓紧目前有利的机会，巩固同扎什喇嘛（指班禅九世——引者）的友谊，如果需要，甚至他将得到我们的资助与保护；按照《拉萨条约》的条款，在日喀则辟一新的贸易口岸；并使之清楚地看到，任何其它势力在拉萨的企图，将会引起我们在后藏和南部西藏的势力范围的相应扩张（转引自《英属印度与西藏》，第260页。）。

面对鄂康诺的胁迫，班禅喇嘛回答说：“我往印不难，但须禀陈钦宪（驻藏大臣），奏知大皇帝硃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但鄂康诺没有理会班禅的态度，反而持强要挟，说：“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班禅赴印记略》，第2页。载《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英政府的这一阴谋，为当时在加尔各答谈判的清政府代表张荫棠发觉。10月28日，张荫棠电告清政府：“闻印政府乘达赖喇嘛未回，已遣人入藏，诱班禅喇嘛来印，借迎英储为名，实密谋废达赖图藏。此事关系极大，拟请大部电有（泰）大臣，飞速严密防范，设法阻止，以遏阴谋”（吴丰培辑：《张荫棠奏牍》，卷一，第3页。载《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驻藏大臣有泰接到后藏官员的禀报和外务部阻止班禅赴印电后，两次致函班禅喇嘛及扎什伦布扎萨克喇嘛，要班禅喇嘛不可轻听英员恐吓，务设法推辞，毋庸前赴印度（《班禅赴印记略》，第2、4～5、12～13页；《有泰奏牍》，卷二，第17页，载《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但由于鄂康诺以武力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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