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之前，中国人不但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什么反犹主义，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也一无所知。在当时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犹太文明及开封犹太人的著述中，虽然也讲到犹太人亡国离散的历史，但却没有提到“反犹主义”(anti-Semetism)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初，犹太人在俄国东欧遭杀戳的消息传到中国，特别是一些俄国犹太人为逃避迫害屠杀来到中国后，中国人才开始逐步了解外部世界存在的反犹主义。此后一些中国学者如俞颁华、育干、葛绥成等先后写了一些文章介绍犹太人的离散史、锡安主义运动、巴勒斯坦阿犹冲突、俄国犹太人的移殖运动等等，开始谈及反犹主义，但对其根源、实质及后果等均无深入的分析。因此，一般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反犹主义仍知之甚少，略知一二者也只是表示不可理解而已。
就在这同时，我们前面提及的“进口”的反犹主义却已慢慢地渗入中国。这一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欧美人来到中国定居，势必要将源于西方基督教地区的反犹主义带到中国，二是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西文著述被译成中文，其中也必然会有反犹主义或对犹太人怀有偏见的内容。到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在哈尔滨、上海等地发生了由日本人、白俄和纳粹分子策划的反犹活动和事件，伪满和汪伪两个傀儡政权中也有人参与。这些都可归入“强加”的反犹主义一类，因为策划者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即使有少数中国人卷入，也绝非自发的或自愿的。与这些“强加”的反犹主义相比，“进口”的反犹主义来得更早，其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而且往往是中国人不自觉的主观行动所造成的客观后果。如蒋观云从学术研究出发将德国亚述学专家德利兹赫(Friedrich Delitzsch)的著作《巴比伦还是圣经》译成中文，该书就具有强烈的反犹色彩（注：译文最早发表于1901-1903年的《新民丛报》上。）。又如兰伯(Charles Lamb)的《莎士比亚的故事》于1904年被译成中文后，不少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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