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将高利贷者夏洛克视为犹太人的典型。1911年，在《东方杂志》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犹太人之帝国”的反犹文章，但仔细一看，却也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进口货”（注：前刘：《犹太人之帝国》（译自日本万朝报），《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九号（1911年），第17-19页。）。直到20年代，戴季陶及其追随者在大力宣传“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时，也使用了法国反犹主义者德鲁蒙特(Edouard Drumont)和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思想。
总体来看，这些“进口”的反犹主义虽然会使一些中国人产生对犹太人的负面看法或偏见，但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还谈不上使中国人当中产生系统的反犹主义理论和思想，更谈不上由此在中国人中引发反犹主义行动。如果与中国人当时对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的负面看法相比，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负面看法相对而言要少得多。而就犹太人在中国人眼中的整体形象而言，正面看法也大大超过负面看法。需要指出，这些“进口”的反犹主义有时过于刻薄和恶毒，也会产生另一面的效应，使中国人对反犹理论产生怀疑和抵触情绪。至于那些“强加”的反犹行动，则无一例外地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抗议。如1933年在哈尔滨发生了犹太富商之子西蒙·卡斯帕(Simon Kaspe)遭绑票并被杀害的事件，使那里的反犹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发现，凶手系白俄中的反犹分子，其背后则有日本人插手。哈尔滨和上海的犹太社团都就此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抗议。哈尔滨犹太社团为西蒙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许许多多中国人参加了这一葬礼，并高呼反对日本当局，要求惩办凶手的口号（注：万斯白：《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可以这么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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