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征用兵高峰时，显然还不止此数。估计从光绪元年到新疆建省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整个西征和塞防的军费支出达到七、八千万两。以几乎是国家一年的的财政收入用于收复新疆，反映了光绪朝前十年的政策重点。 

应该指出，清政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作出西征的战略决策的。人们比较重视的是当时另一大问题——海防对于西征决策的影响，其实，内战刚刚平息后的险象环生的内地局势，也是朝廷上下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大量遣撤清军、失败的起义士兵的安置难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内战，农业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自然灾害频仍，饥荒蔓延。就在西征军的基地陕西，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光绪初元，山西、陕西、河南大饥，赤地方数千里”，“灾区之广，饥民之多，实二百年来所仅见”（注：《谭嗣同全集》上册《刘云田传》，薛福成《庸庵文别集》卷3《代李伯相复沈太史书》，转引自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页。）。而西征军在前线节节胜利之时，内地的饥荒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死亡不下千万，山西甚至出现了全村饿死、全家饿死、杀子而食、市人肉的惨象，史称“丁戌奇灾”。在内地异常困难的形势下，清政府依然基本上保证了西征前线将士的粮饷供应，这是极其不容易的。 

1878年，清军取得了平定阿古柏的胜利。清政府乘左宗棠西征胜利的有利形势，与俄国进行了收复伊犁交涉。伊犁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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