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又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球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纡，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则虽谓因此生衅，尚不得不争，况揆之时势，决未必然乎？

其判断形势，确有先见之明。总之，在何、黄看来，“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之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注：《何子峨来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八，金陵刊本，1908年。）。

至于所谓“揆之时势，决未必然”一说，乃是出于何如璋、黄遵宪对当时日本国力的体察。函中自许，“到此数月，旁观目击，渐悉情伪”，因而知“其今日固不敢因此开衅也”（注：《何子峨来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八。）。在致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各函中，何、黄曾详细分析了日本的现况，概言之，即是“日本国势困敝，自改从西制以来，所费不赀，饷无所出；又甫经内乱，必不敢遽开边衅”。这对中国力争琉球，本是有利的条件。据此，何、黄向总理衙门提出上、中、下三策：

一为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一为据理与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一为反覆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注：《总理各国事务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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