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于1872年派遣以教育为名的官方使团赴美的这一举措，可以说是由19世纪60、7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所促成的。当时，国内的洋务运动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等人的领导下，正值方兴未艾之际。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清政府中的洋务派领袖开始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因而，他们极力倡导学习西方技术和引进机器生产的“富强”运动，并开办制造局、船政局以及其它近代工矿交通企业，来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为此，急需选派人员出国留学，以培养大批具有各种专业技术的人才，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19世纪60年代中期，清政府委派西方外交官开展的对外交往实践，也是促成派遣教育使团的重要因素，1867年，清政府任命美国驻华公使兼列强驻京使团团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次年， 蒲安臣偕同礼部郎中孙家谷等20余人组成“中国使团”，代表清政府出使了美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这次外交实践增强了清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使清政府意识到有必要选派一个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使团，来直接开展外交活动。另外，西方列强为了加强和清政府的联系，以便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极力敦促清政府向列强各国派遣外交使团，扩大政府之间的接触。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当时被拐骗到古巴和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华工人数日益增加，他们在这些国家普遍遭受到非人的虐待，因而急需清政府派遣外交官员进行调查，并为他们提供外交保护。

　　除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外，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容闳个人所做的各种努力，也直接推动和促成了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赴美的计划。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改良主义者，容闳自幼就在美国教会开办的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里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来， 他又随其师布朗（Samuel R. Brown）赴美学习， 成为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的文科学生。1863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回国投身曾国藩门下，被任命为四品衔江苏候补同知。为了用西方科技来改变中国社会，容闳除积极致力于兴办工矿企业外，又从1867年开始，多次向曾国藩提出选派学童赴美学习的设想。他建议“挑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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