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悔”（《曾纪泽遗集》191页。）。提醒清政府“若我备豫周详，隐然示以不可犯之势，则法人语气虽硬，而侵伐之势仍当缩手”。否则“若实事未经布置，但与外部公使往复争辨，在我虽据理辨胜，仍恐无济于事”（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230页）。另一方面则电告越南政府，要求越南政府“惟有经武整军，懔然有不可犯之势，彼或心怀震叠，潜遏乱萌，然后由使者与之和平商议，庶几其有济耳”，因为“夫兵者，实事也，虚声恫喝，益长其骄”，所以，“宜外示和平，内存准备”（《曾纪泽遗集》200页。）。同时，考虑到红河对中国云南防务的重要性，曾纪泽还要求清政府“自据该江以为权利”，“不使他国据以逼我”，否则，“若吾华不能据，而法国先据之，则法之兵发于西贡，十日可抵云南”，结果将是“反客为主，岂非大患”（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166页）。应该说，曾纪泽的上述主张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相当切于实际的。
尽管遭到曾纪泽的一再抗议，法国却决然要进行侵略。因此，法国对曾纪泽的交涉不加理喻，肆意在越南扩张。1882年4月，法国出兵河内，对北圻采取军事行动。曾纪泽在法国得知消息后，立即向法国提出抗议，指出法国出兵河内，破坏了两国正在进行的和议，强烈要求法国“饬令退兵，以显贵国公平之心，而昭好之意”（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389页）。1882年7月初，曾纪泽又在报纸中获悉法兵袭据越南顺化都城，便两次直接找到法国外长佛起希尼，提出抗议，并且再次声明：“法国与越南之约，中国并未认之”，“倘法国欲伤中国权利，中国必不答应”（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385-386页）。法外长佛来希尼故伎重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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