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伤中国权利之事，亦不过加以防范而已，何至先行加害于人。”曾纪泽当即反驳到：“中国只要自固其权，并无先行害人之意，乃法国欲办越事而不容中国商量，即为伤害中国权利，中国岂能无言”（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642页）。杜格来只好转换话题，以守为攻，责问曾纪泽：“中国既自称越南上邦，何以该国黑旗滋扰，盗贼充斥，中国不为之保护耶。”杜格来满以为这一下曾纪泽将无言以对，谁知曾纪泽泰然自若，理直气壮地指出：“中国待属邦与西法不同，中国只管属邦大事及大变故，至于盗贼小事及国之内政从不干预。不特越南为然，即高丽国如此亲近，亦以此法处之”（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642-643页）。合情合理，一点都没让杜格来捡到便宜。最后，杜格来对中国派兵出境加强处北防务一事大为不满，对曾纪泽说：“法国闻中国官兵深入越南境内，大有逼勒法人之势，国人甚为恼怒”。曾纪泽即刻反驳道：“法国全不与中国商量越事，但倚恃兵力，径行直遂，中国不能豫知此事如何归宿，安得不整饬武备以为防护之计”（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927页）。强调了中国反侵略的合理性。
1883年2月，沙梅拉库取代杜格来出任法国外长。这位外长一贯蔑视中国，认为中国根本“不足道”（见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卷一，第279页。），但很快他便知道了曾纪泽的厉害，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与之打交道，不敢小看中国的公使。沙梅拉库上后，曾纪泽又与他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进行反复的交涉。沙梅拉库和他的前几任外长一样，强调法国在越南之事，中国无权干涉，而且更进一步，提出：“中国自称为越南上邦，法国从未承认，且法越两国定约必须由两国自行办理，他国不得与闻。”曾纪泽针锋相对，指出：“法国不认中国上邦之权，亦犹中国不认法越条约，事同一律。但法越约中并未言明革除从前中国与越南往来之事，则中国之权不得因法越之约稍有损减”（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928页）。基于曾纪泽此番回答，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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