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中西文化比较主要集中在器物层。鸦片战争的爆发，中西文化的刀兵相见，使得一部分先进人士从封建的迷梦中醒来，放眼看世界。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想，论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及具体实施方法。这时期的中西文化比较主要是介绍西方的情况；介绍与中国相比，西方有何长技？前者重要著作有《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后者有《校邠庐抗议》、《海国图志·筹海篇》等。都局限于从器物层比较中西文化异同，判别中西文化优劣，认为中国“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更有甚者，曾经撰写《海国四说》、《夷氛闻记》、《粤海关志》等重要著作的梁廷楠（鸦片战争期间为数不多的注意研究西方国家的学者之一），居然断言，西方之“长技”中国古已有之，所以中国根本无须“师夷长技”，说什么“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尤是理也。”（梁廷楠：《夷氛闻记》。）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比较的有限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前夕，中西文化比较进入了制度层。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朝野人士痛定思痛，深入反省，诚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之衰弱其根源在于政体，故此，康有为大声疾呼：“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这里的“变法”自然是指政体的变革，即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比较，主要在政体（制度）层进行。例如，通过中日比较，康有为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弊端在于：“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析》，《戊戌变法》第2册。）这就从制度层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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