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期间，对日后美中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传教活动已经悄然展开。在美国的帮助下，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和从事文化交流工作长达27年之久。1830年首批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人1830—1847年，美国新教派来华传教士73人，占全部西方国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总数98人的3／4；到1855年来华美国传教士达110 人。（注：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见顾长盛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们除了传教，还在中国进行翻译、出版、办学与医学等文化卫生事业，对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开启了早期中美文化交流的渠道；不过它在文化渗透和*影响方面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引来了迄今众说纷纭的功过是非的种种评说。我国美国史研究老一代著名学者 杨生茂 教授对此评论说：“传教士引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开启了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眼界。这无疑较封建思想是先进的，并可成为近代中国人选择和借鉴的内容，对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也不无促进作用。但是在目的和方式上，传教士并不是将中国引向现代化。他们只能通过‘福音化’达到西方化，而西方绝不等于现代化。”（注：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序，第2—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我们如果从推动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开眼看世界的角度看，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无疑的。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撰写的《美理哥国志略》于1838年在新加坡印行（署名高理文），1844年第二版在香港出版，改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成为中国人最早系统了解美国历史地理和*的中文书籍。（注：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96—30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50—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而1848年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卫三畏出版的《中国总论》，被认为是第一部美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美国传教士把西方的新知识和信息介绍到中国，令长年闭关锁国的先进的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因而，他们的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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