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可以上天,仰之可以入地,未免是研究者的感情用事。定位是革命还是造反,其实是一回事,只是站在不同立场说话罢了,我们大可不必参与这种“正名”的争议。至于如何为太平天国做历史定位,我同意以朱东安提出的“利益原则”或“利益分析法”追索其背后的客观必然性。
太平军起义为的是反对和推翻清王朝,这是起义群众和领袖们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但深入分析,亦有差别。太平军这次起义,原是为反对清王朝的黑暗统治,要解救劳动人民的倒悬之苦,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洪秀全等领导班子却想借用起义的力量,对清室取而代之。从东乡登位、永安封王到定都天京,标志着从农民起义到帝王建制的渐进过程,太平天国成为平均平等与封建特权的奇妙结合,但这个结合不是不可以分开定位的。如天国的败亡,当然应该由洪、杨领导班子负责,而广大起义群众成为受害者,因此,不论将洪秀全神化还是鬼化,对太平军起义取得的成果,不能否认这是由农民主体所能起到的历史作用。
对清朝这一方,清皇室与曾国藩等也不是铁板一块。清皇室从来不相信汉人掌兵权,用湘军对付太平军可以说出于无奈。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等联合外来侵略势力,共同扼杀太平天国,但对于清皇室来说,却是有得有失。从当时来说,当然得大于失,因为保住了政权;从长远来说,却是军权旁落,对中央集权留下隐患,后来袁世凯就是利用手中的军权,迫使清帝退位。
太平天国的失败,曾国藩等地方实力派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首先是湘军趁战乱发了大财。在湘军收复“天京”后约30年,谭嗣同曾到金陵(即南京),述其闻见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诸如故。终以为彼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25](P326)又说:“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而一经湘军之所谓克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原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26](P62)以上材料表明,官军一破南京城,“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所有“克服”的城邑,“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这样一来,湘军确是发了超级的“胜利”财,不过并非和平索取,而是通过“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乘势*掳焚掠”得来。相对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