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中说：“阅历数十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显然与史实不符。石达开从起义到覆军被俘，一共只不过10余年，他就义时才33岁，何来“阅历数十年”？太平天国鼎盛时期总兵力也不到百万，谁能“统兵数百万”？如果此信出自石达开之手，那他就成了吹牛大王。看来这封信的代庖者比较了解石达开当时的处境与心情，却不了解石达开的经历。统观全文，代庖者所述石达开的经历，似乎都来源于石达开离开天京时的《五言告示》。下面试将此信内容与《五言告示》作一比较：（附图）

　　由此可见，如果真是石达开的自述，就不会在大量篇幅中说空话，总要说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笔者认为：从这一点来分析，不仅能够说明此信是赝品，而且可以由此找到线索，探讨这位代庖者究竟是谁？

五、公私文件全无记载

　　任何一件真实的史料，总会在当时的公私记载中多少留下一些痕迹。可是此信情况特殊，在清廷方面，在太平天国方面，任何公私文件都未提及。在1908年《唐友耕年谱》印行之前，不仅无人见过此信，连石达开写过此信的事也无人知晓。1935年四川农民高某发现此信抄件，1941年《擒石野史》在《新中华》杂志上刊出，大家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知道受信人不是唐友耕，而是骆秉章，《唐友耕年谱》中的那封信是经过唐鸿学篡改的。

　　清方将吏为了夸功邀赏或者文过饰非，在官方文书中有意隐瞒某些史实，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奇。但是在私人函牍、私家记述与地方志中完全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则是不合情理的怪事。

　　笔者认为：石达开当时有舍命全军的想法，也有诈降的打算，清方有通过谈判而进行诱擒的阴谋，这一切都是事实，因为谈判、诱擒的经过已经记载在不少公私文件之中。这些记载虽然是片段的，但是经过综合排比，互相补充，仍能大致看出当时历史的全貌。而对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封信，则只能认为它是赝品，而且亦本无真品——这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王庆成同志在《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一文中肯定了这封信是真品。他说：

　　“石达开的信，骆秉章、唐友耕或清方其他人见到或知道了吗？……可以相信，他们得到了这封信。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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