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达开评价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原则分歧。其主要分歧点是，如何对待一八五七年石达开的出走和一八六三年在大渡河的晚节问题。有人提出，石达开在一八五七年大搞分裂主义，企图“拥众自雄”：一八六三年于大渡河向敌人“乞降变节”，因此，石达开是一个“确有变节思想和行动”的人。本文仅就上述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石达开是被逼出走，并非“拥众自雄” 

一八五七年，石达开脱离洪秀全，领兵远征闽浙，一去不回，这是个事实。对石达开持批判态度的同志，以此为根据，认为他的出走是大搞分裂主义，是“企图独树一帜”和“拥众自雄”。我认为，看其这种结论能否成立的关键是，首先要弄清石达开出走的原因；其次要追究造成天国军事分裂的责任。这样，石达开是否“企图独树一帜”和“拥众自雄”（这是个人野心家的标志）就自然可以澄清了。 

从石达开出走的原因看，我觉得，是由于内讧后新组成的洪氏集团盲目排外，猜忌异姓，任人唯亲，对石达开百般疑忌、挟制所造成的。 

因而，这种必然导至领导集团矛盾尖锐化，并最终促成革命队伍发生分裂的主要责任自然应由洪氏集团，特别是由洪秀全本人来负。而石达开则不应成为洪氏在这一问题上的替罪羊。况且，石达开的出走完全是被迫的，是为了逃免杀身之祸而不得不为的临时应急措施，它不是早有计划和预谋的行动。所以，把石达开的出走说成是“企图独树一帜”和“拥众自雄”是不妥当的。 

石达开作为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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