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真实写照。面对这种情况，李秀成说：“翼王与安、福二王结怨，被忌押制出京”（《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Ⅱ）“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Ⅱ）和石达开认为洪氏对他“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石达开自述》见《太平天国》Ⅱ）的说法是真实可信的。从而，石达开考虑自身的安全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在当时条件下，摆在石达开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坐以待毙，任凭洪氏的屠刀有朝一日加在他的脖子上。即或如此，也不会落得个全忠的名节，大不了还要被洪氏罗织罪名而身首异处。另一条路是以出走的办法来回避矛盾，保全自身。应当看到，当时石达开是不忍心杀害洪秀全的。这正是他以大局为重的高尚思想表现。
有人认为，石达开以革命为重，无论如何不应该走，对于洪氏应当“委曲求全，应当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向洪氏推心置肤，等待洪氏的转变”云云。我认为是完全不能实现的主观意愿。洪、石之间的矛盾决不是石达开多做些努力就可扭转的。除非石达开以自己的一死永表心迹，余者都将是徒劳的。
时势所迫，石达开只好以沉痛的心情走上率兵远征的道路，以图用“开疆报国”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对革命的“愚衷”，正如他自己所说：“攻取金陵，根据粗据，方期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扫待尽之虏，奏原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萧墙祸起，操戈执矛，自攻*，从此元气大伤，十年未可即复”（石达开《报天书》）。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充分表现了他对革命惨遭内讧之苦的沉痛心情，也饱含着他不愿再看到一次内乱的隐痛情怀。因此，他叙说自己回京后的遭遇时说：“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昭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石达开布告》《太平天国资料》）。这是他遭受疑忌，又不能放手扭转革命的不利局面，这种婉惜心情的自白。最后，他只好走上“仍为天朝戮力，扬天朝之旌”（石达开《沥剖血诚谆谕军民谕》见《何桂清奏稿类编》卷二十七军务。），以便“开疆报国”（石达开《沥剖血诚谆谕军民谕》见《何桂清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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