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秀成自述》，写于同治三年（1864），时在天京内讧八年之后。这条记载除说到“逼封万岁”而外，还说到“诛杨密议”。对于“诛杨密议”，史学界已有定论，认为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也会写出一些不实之词来呢？这是因为，天京内讧的时候，他在丹阳作战，约有两年之久都未回过天京(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表》)；而且，他那时仅任地官副丞相（第六级官阶），任务是带兵打仗，地位还不高，没有资格参预领导集团内部的机密。所以，关于“逼封万岁”的事，他也只能得自传闻。

　　除这三条而外，也许，清廷两江总督怡良在咸丰六年写的奏报，可以算作“逼封万岁”的一个旁证。

　　（四）清朱学勤等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六三所引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三日两江总督怡良奏报，它说：

　　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

　　这条记载虽然说的是“索取伪印”，不是“逼封万岁”，但两者同属一“逼”。不过，它也只能得自传闻，这只要考虑到恰良处于敌方这一点就知道了。

　　以上有关天京内讧的最初记载，都著录了“逼封万岁”之类的事。自此以后，凡肯定“逼封万岁”其事的史著，都是根据这些记载辗转抄录的，已无查核的必要。这里的问题是，有关天京内讧的最初记载并不止于上列几条，还有一些记载，在实质性内容上却是与上列记载对立的：

　　（五）布列治门（Bridgman，Elijan Coleman）发表在1857年1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它说(《逸经》第十七期简又文译文)：

　　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六）麦高文（MaCgowan，DanielJerome）发表在1857年5月9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它同布列治门的说法一致，都认为天京内讧的起因是“告密”而不是“逼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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