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被压迫人民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和叹息。当然，仅仅限于这样的抗议并不能真正帮助他们解脱苦难，而只会*自己的斗争意志，所以马克思又说它是人民的鸦片。但*剂在一定条件下、在一段时期内也可能是兴奋剂。错误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并不总是起反动消极的作用，宗教世界观有时甚至可以激励人们勇往直前。“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都表现过更大的毅力”，克伦威尔自认为是上帝的工具，称自己的行动为上帝意旨的产物，使他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太平天国初起时的胜利，原因很多，上帝佑助的信念无疑是其中之一。所以洪仁□总结前期形势时说：“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资政新篇·附兵要四则》）当然，宗教信念的这种作用，不可能长远维持，太平天国内讧的悲剧使这种信念近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仍然想用宗教来挽回局面，愈益脱离了当时实际斗争中的问题，他自己对于宗教越信越用、越用越信，不能自拔，以致于太平天国陷于失败。可以说，宗教对于太平天国的兴亡是始终有关的。不回避它而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它，才会加深我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认识。
又如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民族问题，反对满族统治问题。建国以后，我们批判了把太平天国运动归结为一场汉族民族主义斗争的错误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这场运动中不存在民族斗争的因素，不存在反满的口号。列宁所要求的是运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观点去分析事实上存在的民族问题。对太平天国研究来说，我们应该以这次运动是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斗争这一观点为基本指导线索，去分析太平天国的反满思想的性质和作用，而不是要我们去否认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民族思想的存在。认为民族思想、民族情绪只可能与地主阶级有关因而在太平天国内部划分农民反封建派和地主反满派，是缺乏根据的，在有思想资料可供研究的太平天国领导人中，有谁没有表现出反满民族思想？如果说程度上有区别，那倒反而是出身地主阶级的韦昌辉、石达开比较淡薄。所以这样的划分既不符合用阶级观点分析民族问题的要求，也不符合事实。
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现象，是在一定的基础和结构上产生的。太平天国时代的反侵略斗争，为近代的和现代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所继承，但它们之间仍因时代之不同而有差异。如太平天国斗争的出发点中仍然包含有天朝蛮夷之见，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而在这一点上，太平天国与清朝统治者并不是没有某些共同的地方。马克思曾根据所报道的太平天国的某些现象，说这是中国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所以，要具体地理解太平天国及其斗争，就不能只限于研究这些斗争本身，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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