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建国以来的太平天国研究经历了曲折和倒退，这就是六十年代中期批判李秀成的*运动和七十年代中期在太平天国史领域中搞“批儒评法”。

　　一九六四年对历史人物李秀成的批判，如同当时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和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批判，对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进行大规模的批判一样，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都是十年浩劫的先导。李秀成被俘以后的表现，出于什么动机？造成什么后果？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这本是历史学家应该探讨的问题，应该成为研究李秀成其人其事的一部分。但六十年代的李秀成批判运动却把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变成了*问题，不允许讨论，用恶劣手法围剿不同意见。它在研究方法上还助长了一种非科学的倾向，这就是用对历史人物做*鉴定来代替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研究。历史过程总是由人物、事件、环境等主客观因素构成的。人物怎样和为什么参加了某一历史过程，他对此过程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起这样的作用，等等，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这将使我们对整个历史过程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方法，却引向只关心对人物做出某种脱离历史条件、不作历史分析的*结论，例如，是否叛徒，是否野心家，是变节分子还是变节行为，等等。历史人物“研究”中的争论如果只在这些*结论的类别上或程度上纠缠不休，那就会失去科学的性质，而无助于对历史过程的认识。

　　“批儒评法”是继之而来的对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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