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戚本禹、梁效、罗思鼎猖狂时期，太平天国研究经历了虚假的繁荣和真正的窒息。他们所铸造的模式不允许、不需要人们去研究历史，而只需要人们去“塑造”某些指定的英雄，去揪出一个个的“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分裂主义者”。

　　太平天国研究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逐渐恢复生机。一九七六年底，史学工作者就提出了批判“四人帮”对太平天国研究造成的祸害问题，后来又提出了纠正“神化”洪秀全、“鬼化”李秀成等人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样的批判和纠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戚本禹和梁效、罗思鼎那些荒诞浅薄的论断，已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鄙弃。但拨乱反正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到十几年前的老地方。这几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取得的成就，更表现在经过史学工作者新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

　　如关于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过程，有些同志认为，在洪秀全的科场绝望和走上反清道路之间，有一个信从宗教、希望通过改造世道人心以救世的阶段，《原道救世歌》等早期作品没有直接的反抗意识，也没有包含近代的*经济平等的内容，而只是反映了这种救世的愿望。洪秀全在一八四七年以后受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和推动，决心发动起义，基本上仍是中国传统的农民战争，在此以后，他的著作中才包含了利用宗教和其他适合于农民战争需要的思想。

　　又如，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的政权问题讨论的延伸。有的认为，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的政权，是一个新的封建政权；有的认为天京政权还是农民革命政权，但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与这一问题有联系的，还有对太平天国内讧和政体问题的新见解。如关于内讧，认为这是政权逐步封建化、领导集团思想逐步蜕化的结果。关于政体，认为太平天国的政体制度是虚君制：天王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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