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综合几种资料看，常熟自辛酉（1861年）八月开始发放田凭，直到壬戌（1862年）九月，田凭一直是发给地主的，根本没有佃农得到田凭的情况。吴江1860年底开始报田发凭，在行“着佃交粮”的地区，田凭的发放对象仍然是地主。如在北舍、莘塔等地，大地主柳兆薰在这里不仅领到了田凭，还收到了一些租米。《庚癸纪略》记载1862年正月，吴江监军钟志诚“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104页。）。一些论者据此强调吴江田赁的颁发是在钟志诚领导下展开，是“各乡”而非一乡，意指整个吴江都照此章行事，佃农领凭，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查一查《柳兆薰日记》就会发现并非如此。1862年正月，柳兆薰尚在家中，如果吴江发生了佃户领凭、租田概作自产这样一件大事，在他的日记里不会没有反映，况且他还有不少田产在行“着佃交粮”的地区。相反，在他这年正月到七月逃往上海之前所记的日记中，却有若干条表明根本没有租田概作自产一事：
（壬戌四月初五日）“账房内有租户顶田事，际此世局，彼惟便宜是占，不得已忍气俯就之。”若租田已作自产，佃户顶田何须找到地主头上！
（四月初三日）“局中开收银，其数甚大，北舍更不直落。”仍向地主征上忙银，而且“着佃交粮”的北舍也是如此，足证土地仍归地主所有。
（五月初四日）“吉老自梨下乡还，佃户尚有天良，惟梨镇昨日吃空惊，乡间亦甚惶惶，所收不及半。”梨川是“着佃交粮”的，但地主仍可收租，即仍有土地田产的所有权。
（七月二十二日）“舟至大港上，以寄付之田交还少媚。”所谓寄付之田原是柳兆薰代为收租的，在逃往上海前，他把这些田产交还给原业主。同样也说明“租田概作自产”属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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